近日，以徐玉玉事件為導火索，多起電信詐騙案接連遭到媒體曝光，一時之間使社會對于電信詐騙的關注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追究起背后的責任時，與電信服務直接相關的三大運營商成了眾矢之的。

　　當人們群情激憤地聲討時，卻忘了思考運營商在電信詐騙案件中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電信詐騙的高端技術支持

　　當一個問題被人看到時，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就已經發生了。資料顯示，電信詐騙在內地的發展蔓延應回溯到2000年，16年以來其嚴重程度不斷加深。

　　數據顯示，從2011至2015年的5年間，電信詐騙發案量的年均增長率竟然高達50%以上。其中單是2015年記錄在案的經濟損失就達到了222億元，全國接到詐騙信息的人數竟達4.38億。

　　事實上，電信詐騙的泛濫與這些年迅速發展的技術和網絡密切相關。雖然人們印象中的詐騙犯都操著一口方言濃重的普通話，通過電話實施犯罪，一點也不高級，但近年來這些看似“低級”的犯罪手段卻讓越來越多的人中招。這背后離不開高端技術的支持。

　　現在，令許多人感到恐怖的是電信詐騙的“精準定位”，這背后反映的是網絡發達的“信息時代”中個人隱私泄露嚴重的問題。詐騙犯可能通過黑客手段或者購買手段從網絡數據庫中獲取精確的個人信息。

　　另外，很多詐騙分子有一套專業的行騙設備——“偽基站”。利用偽基站，可以假冒運營商、銀行、航空公司等公共服務機構、甚至他人手機號碼，強行向用戶發送詐騙和推銷的短信，除了誘導人們受騙外，還能竊取身份證和電話等隱私信息。

　　除此之外，還有詐騙分子用改號軟件修改手機用戶的來電顯示，將詐騙號偽裝成正常號碼，從而令人掉以輕心。

　　有分析人士指出，詐騙分子的技術支持來源于一種“地下工程師”，他們為詐騙設備提供技術創新，相當于詐騙集團的“軍火庫”，目前為止還沒有被挖出來過。詐騙團伙因此獲得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運營商采取的措施

　　談及運營商在與電信詐騙的對抗中能做些什么，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實名制，并且責備運營商實名制的工作沒做好，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今年5月，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下達硬性指標，要求在2016年12月31日前各企業的全部電話用戶實名率均達到95%以上，2017年6月30日前達到100%。

　　據媒體近期報道，目前全國電話用戶的實名率已經達到了90%，有1億未實名用戶被停機。由此可見，運營商實名制的工作做到位了，那么為何電信詐騙案件的數量卻依然居高不下呢？

　　其實這個問題挺好理解。實名制作為一條死規定最多只能保證運營商發售出去的所有號卡是“有主”的，但是并不能確定號卡的使用者與掛名的“主”是同一個人，這就給了詐騙分子可乘之機。

　　日前有媒體報道，詐騙分子可以通過許多渠道獲得實名的號卡。例如，在窮困地區用極低的成本就能讓一個窮苦農民去辦好三大運營商的實名號卡并交到他們手中；又如二手身份證市場給詐騙分子提供了冒用他人身份信息注冊實名卡的機會。

　　可見，運營商的實名制做得再好，也無法有效地減少電信詐騙犯案的數量，只是給詐騙分子的行騙之路略微增加了一些成本而已。

　　實際上，運營商在整個社會對抗電信詐騙的作戰中只是眾多角色的其中一個。近日許多媒體將矛頭指向三大運營商，可以說是一葉障目、于事無補。

　　對抗電信詐騙需系統作戰

　　電信詐騙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其背后的癥結不是一時半會兒能思索清楚的。但有一點毫無疑問，電信詐騙是一個系統問題，其解決也需要社會整體的系統作戰。

　　日前，在粵人大代表約談公安、電信和銀行部門，希望形成協同作戰。然而此前電信詐騙猖獗的情況下，公安和銀行這方面工作的開展并不順利。

　　連續幾年，不斷有媒體報道電信詐騙的破案率不到3%、不到1%，贓款追回率不到5%……這意味著詐騙分子得手后承擔的被抓風險很小，所以詐騙就成了一本萬利的勾當。因此，公安必須恢復對詐騙分子的威懾力，形成快速有效地破案體系。

　　銀行方面，分析人士稱諸如跨城、跨行、跨境的實時到賬服務在給人們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為詐騙分子轉移贓款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導致受害人的損失往往難以追回。銀行在向消費者提供服務時，究竟該如何放置效率與安全之間的平衡點，需要更慎重。

　　事實上，在“信息時代”對抗電信詐騙的作戰可以理解為一場“信息戰”。由于隱私泄露導致詐騙分子和所有潛在受害群眾之間存在明顯的“信息不對稱”。

　　無論是公安、銀行、運營商還是受害者本人，都應運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渠道增加詐騙分子獲取信息的成本。

　　目前網絡上甚至有一種觀點，稱官方部門應該與互聯網企業合作，共享詐騙分子的電話等信息的數據庫。其實這看起來不失為一種減少詐騙分子信息獲取成本的好方法。并且，這正體現了“系統作戰”的觀念。

　　一個社會問題的形成不是哪一個部門的失職導致的，也不是哪一個部門單獨采取行動就能解決的。當輿論由一味苛責運營商轉變為冷靜的思考，電信詐騙問題的解決才有希望。